张宏良：恢复诚信是当今中国真正强大起来的关键

　　虽然古往今来谎言是精英阶级的共同特征，是精英阶级的本质，是精英阶级深入骨髓的本能和习惯，在这一点上历朝历代和世界各国没有区别，但是把政治变成谎言政治，把舆论变成谎言舆论，甚至把日常生活都变成谎言生活的，应该是从80年代50后和60后这一代人走上社会开始的。

　　这一代人无论是公开开会还是私下聚会，特别是在大学同学聚会上(中小学同学聚会较少炫耀谎言)，大家从来不谈谁为人民为正义说了真话，而永远是谁说了影响社会的谎话，谁的谎话刊登在了国家几级刊物上。这一代人甚至公开制定了谎话的等级，按照谎话的等级来确定每个人的所谓学术成果，从而突破了人类社会的伦理底线。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无耻现象，无论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古代封建国家，都没有过这种现象，制定和完善一套说谎制度，强制把说谎变成一种价值观荣辱观，成为人们的本能和信仰。

　　有一首歌唱50后60后的歌曲《我们这一辈》就反映了这一代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无耻认知。它用极端矫揉造作的悲愤腔调宣扬了这一代人的所谓苦难，可是却只字不提这一代人的谎言和罪孽，不提这一代人的谎言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苦难。“落后就要挨打”和“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这两大历史谣言，是这一代人散布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改革和历史虚无主义对革命和人民的彻底否定，是这一代人推行的;把谎言这种人们偶然的应急反应变成固定的生活习惯，是从这一代人开始的，就是从这一代人开始，把谎言变成了如同空气和水那样人们须臾不可离的东西。由此才把重诺轻死的中华民族变成了遍地伪劣假冒产品的国家。

　　不要说什么当时的决策者并非是50后60后，而是此前出生的人们，50后60后之前的那一代人虽然也说谎，但是仅限精英阶级说谎，仅限少数人说谎，而不像50后60后这样是全民说谎，至少是全民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在说谎，而拒绝说谎的那极少数人则被边缘化到了连维持生计都十分困难的地步。一位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20年前在人民大会堂发言中仅仅是歌颂了毛主席的功绩而没有批判毛主席的所谓错误，第2个月就停发了工资只发生活费，第3个月连生活费都不发了，直到今天没有一分钱退休金，完全靠儿女养活，而那些脑满肠肥的所谓功成名就者，几乎无一不是靠谎言肥起来的。

　　​ 在这里或许大家会问，为什么50后60后会把谎言变成最主要的精神食粮?这主要是50后60后走上社会的80年代那个特殊环境决定的，当时社会重新划了一条人生起跑线，输赢的结果完全取决于能否踩住当时反毛的政治浪潮，就像今天炒股能否赚钱完全取决于能否赶上尖端科技的风口一样，可是由于毛主席一生辉煌，不造谣不撒谎反毛就无从下手，于是便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造谣说谎大竞赛，此时恰逢50后60后这一代大学生涌入了赛场，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几乎全部赛道，对于他们来讲，良知和底线是比赛获胜的唯一障碍，所以这些人走上社会的第1课，就是彻底抛弃了良知和底线，在政治谎言的精神兴奋剂推动下，纷纷走上了不同的成功之路。老百姓一看谎言原来有这么大的作用，于是把谎言变成了各个行业的竞赛利器，于是伪劣假冒商品便淹没了整个中国。

　　谎言把中国人民变成了彼此分离、互相对立的14亿碎片，国家自然也就没有了力量，西方国家便把中国南海变成了自由航行的“国际水域”，美欧等西方国家更是不停地对台湾立法，而中国人只能像当年阿Q那样怒斥对方：“当年我爷爷比你们厉害多了”。可见，当今中国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发展科技，而是恢复诚信，结束谎言时代。2000年前中国就是在恢复诚信的商鞅变法中诞生的，没有商鞅“徙木立信”的诚信改革，就没有秦国的强大，就没有中国的诞生;后来，新中国也是在恢复诚信的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并且不仅仅是像秦国那样在社会统治方式上说话算话、恢复诚信，而是把数千年来被颠倒的世界重新颠倒了过来，引导人们不仅在私德上讲诚信不说谎，特别是在公德上更要讲诚信不说谎，从而形成了空前的良好风尚和崇高精神。

　　目前中国很像当年统一六国前的秦国，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很强大，只是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把经济和军事实力转化为强大战斗力的关键环节，后来“彗星出东方，商鞅西入秦”，抓住了恢复诚信这个关键环节，通过“徙木立信”率先恢复政府的诚信，政府不说谎不伪史，说话算话言出必践，迅速用耕战制把全国拧成了一股力量，爆发出了无往而不胜的强大战斗力，横扫六国如卷席，这才有了中国。今天中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也只有通过诚信主要是国家诚信，才能转化为强大战斗力。如果说理想主义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源泉，那么诚信就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纽带，没有诚信，国家就是一盘散沙，经济再庞大，武器再先进，也不会有强大力量，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改革——商鞅变法——要从“徙木立信”、恢复政府诚信开始的根本原因。

　　2026年5月25日

　　张宏良微信号：zhanghongliang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