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辩论赛：一场缺席了“人”的盛大狂欢

　　我们生活在一个奇妙的时代。一边是信息爆炸，每天被各种具体、鲜活、甚至离奇的社会新闻冲刷;另一边，我们的思想客厅里，却依然供奉着几个从故纸堆里请来的、擦得锃亮但空空如也的概念神龛。“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便是其中资格最老、香火最旺的两尊。

　　每当有耸人听闻的案件发生，评论区便化作战场：“看看，这就是人性之恶!”“不，这是社会扭曲了本善的人性!”双方引经据典，从孟子骂到荀子，从卢梭吵到霍布斯，情绪激昂，逻辑自洽，仿佛手握终极真理。这场辩论如此永恒，如此热闹，以至于我们都忘了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争论的，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所谓的“人性”，它住在哪里?是藏在某个婴儿纯净的眼眸后，还是潜伏在某个罪犯扭曲的心灵中?它是一套出厂预设的软件，还是随着时代不断更新的系统?当我们慷慨激昂地为“善”或“恶”辩护时，我们辩护的对象，究竟是一个实在的客体，还是一团自己臆想出来的、可以随意捏塑的哲学橡皮泥?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观照这场延续千年的“辩论赛”，其荒诞性便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这就像一群人在争论“一辆车本身是快还是慢”，却绝口不提这车是什么引擎、在什么路况、由谁驾驶、油箱里有没有油。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并坚信自己掌握了关于“车”的最高真理。马克思主义，恰恰是那个走进来，看了看这辆被抽象得只剩下“车”这个概念的“车”，然后微笑着说：“先生们，你们争论的‘车’，根本不存在。”

　　一、 悬浮的“人性”：一场在真空中进行的思维体操

　　首先，让我们“赞叹”一下这场辩论的“纯粹性”。它是哲学史上一次伟大的“抽象”胜利。参与者们以惊人的毅力，将“人”从他所处的一切社会关系、历史条件、物质生产过程中硬生生地“拔”了出来，如同制作一个精美的生物标本，抽干血液，剥离肌肉，只留下一具名叫“人性”的干尸，然后对着这具干尸争论它生前是“善”还是“恶”。

　　孟子说，看到小孩将掉入井中，人人都会有“怵惕恻隐之心”，此乃人性本善之明证。多么感人!可如果这口井边站着的人，一个是井主人的奴隶，救孩子会耽误他挑水而被鞭笞;一个是与孩子父母有世仇的乡邻;一个是路过的、自己孩子刚因类似情况无人施救而夭折的难民……那份“怵惕恻隐”的“本善”冲动，在具体、尖锐的社会关系与生存压力面前，还会是那个纯净的、无差别的、必然的“第一反应”吗?孟老夫子只预设了“人”和“井”，却“抽象”掉了井边的土地制度、人身依附和血亲复仇。

　　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生来就好利、疾恶、有声色之欲，若无礼法教化，必起争夺。听起来很深刻，很“现实”。可是，这“好利”的“利”是什么?是原始社会的一块兽肉，是封建时代的一亩田地，是资本时代的一串股票代码?这“争夺”的形式又是什么?是部落间的血斗，是地主间的兼并，还是公司间的收购与垄断?荀子指出了欲望，却同样“抽象”掉了欲望的对象、形式以及满足欲望的社会生产方式。他把一种在特定社会关系(比如私有制确立后)中可能被激化、被塑造的行为倾向，当成了永恒不变的“出厂设置”。

　　这种“抽象人性论”的伟大成就，就是制造了一个可以解释一切，又什么都解释不了的“终极原因”。社会和谐?那是人性本善的发扬光大。社会动荡?那是人性本恶的压制不住。道德高尚?人性光辉。道德沦丧?人性黑暗。它就像一个“哲学黑洞”，把一切丰富、复杂、动态的社会历史现象都吞噬进去，然后轻飘飘地吐出两个词：“善”或“恶”。它是思想上的懒汉最舒适的温床，只需套用这两个标签，便仿佛完成了对世界最深刻的思考，还自带一种悲天悯人或愤世嫉俗的崇高感。

　　这种思考，对坐在空调房里、品着咖啡、烦恼着今天该读点哲学还是刷会短视频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高级的智力娱乐，一种安全的思维体操。它不触及任何现实的利益，不挑战任何现存的结构，仅仅在概念的云端进行优雅的搏击。然而，对于在历史中真实挣扎、在具体社会关系中求存的“人”而言，这场辩论空洞得如同皇帝的新衣——只是很少有人敢，或觉得有必要，站出来说一句：“可他什么也没穿啊!”

　　二、 马克思主义的“祛魅”：人?那是在具体关系中实践的动物

　　马克思主义是怎么“煞风景”地戳破这件新衣的呢?它没有直接回答人性是善是恶，因为它认为问题本身提得极其荒谬。它用两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了“抽象人性论”的幻象。

　　第一把刀，是“实践”。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句著名的论断，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概念的迷雾：“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句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离开“社会关系”谈“人的本质”，就是痴人说梦。而“社会关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什么“人性”的外化，它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首先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

　　人首先得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哲学、神学和“人性”辩论。为了吃喝住穿，人必须结成特定的关系(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租佃、雇佣劳动)去改造自然，获取生活资料。正是在这个“干活儿”的过程中，在如何处理生产成果(分配)，如何确定彼此地位(生产关系)的具体活动中，人才被塑造、被定义。 一个原始部落的成员，其“本性”是与集体共生、分享猎物;一个古希腊的奴隶，其“本性”是被训练成服从的“工具”;一个中世纪的农奴，其“本性”是依附于土地和领主;一个现代的工人，其“本性”是出卖劳动力、在市场上竞争。

　　他们的“善”与“恶”由什么界定?在部落，藏私可能是“恶”;在奴隶制，反抗是“恶”;在封建制，不交租是“恶”;在资本主义，不努力工作、不积极竞争可能被视为“恶”。反过来，战场上对敌人的残忍，在部落时代是“善”(勇敢);商业竞争中置对手于死地，在资本时代是“善”(精明强干)。你看，善恶的标准本身，就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随着社会关系的重构而流动、变化甚至颠倒的。 我们争论的那个固定不变的、先于社会的“人性善恶”，究竟该以哪个时代、哪个阶级的标准为准绳呢?莫非有一种“元善恶”，高高在上地评判着人类历史上所有具体道德的是非?这听起来是不是更像神学，而非科学?

　　第二把刀，是“阶级分析”。 这是马克思主义更具穿透力，也更让“抽象人性论”者浑身不自在的武器。它直言不讳地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根本不存在无差别的、统一的“人性”，只有打上阶级烙印的、具体的、甚至是对立的“阶级性”。

　　地主说“勤劳致富”是美德(意味着农民要更辛勤地为他劳作)，农民说“均贫富”是天理(意味着要打破地主的剥削)。资本家说“自由竞争”是人性光辉(意味着他可以自由地兼并扩张)，工人说“团结互助”是人性呼唤(意味着要组织工会对抗资本)。所谓“普世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往往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将自己的阶级利益、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包装成全人类的、永恒的自然法则。 这是一种最高明的“意识形态”操作，让被统治者从精神上认同对自己的剥削和压迫是“天经地义”、“人性使然”。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讽刺的画面：那些在沙龙里高谈“人性本善”、悲悯众生(包括怜悯那些“懒惰”“不思进取”的穷人)的贵族老爷，他们的“善”可能正建立在佃农的累累白骨之上。那些鼓吹“人性本恶”、因此需要严刑峻法和绝对权力来约束的论调，往往最先被专制君主拿来作为镇压民众的绝佳借口。“人性”成了一个任人涂抹的标语，一个可以塞进任何私货的空筐。 争论“人性本善/恶”，最终常常不自觉地沦为为某种特定的、隐含着阶级立场的秩序观做辩护。这简直是人类思想史上最精妙、最成功的“障眼法”之一。

　　三、 当代狂欢：当“抽象人性论”穿上消费主义的新装

　　如果认为“人性善恶”的争论只是故纸堆里的老古董，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当代，这场古老的辩论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借助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焕发出了全新的、更具迷惑性的生机，上演着一幕幕颇具讽刺意味的活剧。

　　场景一：成功学的“狼性”与鸡汤学的“佛性”。 这是当代“人性论”最赤裸也最分裂的变种。在公司的团建口号和职场鸡汤文里，“人性本恶”化身为“狼性文化”——你要贪婪、你要竞争、你要对同事“狠”、要对客户“诈”，美其名曰“激发潜能”、“顺应商业社会的自然法则”(瞧，又来了，“自然法则”)。转过身，在个人修养和心灵鸡汤的领域，“人性本善”又化身为“佛系”、“真善美”、“爱和感恩”——你要放下、你要宽容、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同一个人，白天在职场被要求做一头信奉“人性恶”的狼，晚上回到家打开公众号，又被安抚要做一只信奉“人性善”的羊。这种精神分裂式的“人性”应用，无非是资本逻辑完美的配套意识形态：工作时请你无限异化、拼命竞争以创造剩余价值;生活时请你内心平和、不要抱怨以维持社会稳定。“人性”在这里，成了一块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的砖，而且是形状可以随意定制的橡皮砖。

　　场景二：网络时代的“标签化”审判。 每当热点事件爆发，特别是涉及道德冲突的事件，网络舆论场便会瞬间激活古老的“人性”审判庭。人们不再需要，也拒绝去了解事件背后具体的社会成因、结构性的矛盾、个体的特殊处境。他们只需要迅速将当事人塞进“善”或“恶”的模板里。“好人”必须洁白无瑕，“坏人”必须头顶生疮脚底流脓。任何试图分析背后复杂社会因素(如教育焦虑、医疗资源不均、阶层固化)的声音，都会被斥为“替恶人洗地”。这是一种极度简单化、也极度暴力的思维方式，它用抽象的“人性善恶”取代了具体的社会分析，用情绪的宣泄取代了理性的思考。最终，除了满足网民廉价的道德优越感和审判快感，对理解问题、解决问题毫无助益。公众的注意力，在一次又一次“人性”大批判的狂欢中被消费、被耗散，而真正需要被审视的社会肌体上的病灶，则在喧哗中被悄然掩盖。

　　场景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与“底层的互害”。 这被许多人痛心疾首地归结为“人性堕落”的明证。然而，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这恰恰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子化的个人生存状态)在个体意识和行为层面的必然投射。当一个社会的成功标准被极度简化为个人财富和地位，当社会纽带(共同体、单位、邻里)被市场力量冲淡，当每个人都成为自己人力资源的“有限责任公司”时，“理性经济人”(本质上是“人性自私论”的经济学变体)就不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种被训练出来的生存本能。所谓“精致”，不过是给赤裸的利己披上了一层合规、合法、符合程序正义的外衣。而“底层的互害”，在资源紧张、上升通道狭窄、且被灌输“别人抢了你的机会”的焦虑氛围中，更像是一种扭曲的、悲剧性的生存策略，而非什么“天生的恶”。将这一切归结为抽象的“人性之恶”，无异于为制造这种“人性”的社会土壤开脱。 就像责怪温室里的花朵长得畸形，却绝口不提那扭曲的玻璃罩。

　　四、 超越辩论：从“解释人性”到“改造社会”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就此陷入了“人性虚无主义”，认为人只是一团被社会随意揉捏的面团，毫无能动性，也没有任何可追求的价值了呢?绝非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与革命性，恰恰在于它跳出了“解释世界”的窠臼(包括用“人性”来解释世界)，而将目标指向“改变世界”。

　　它承认，在给定的、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下，人会表现出被这些关系所规训、所诱导出的特定倾向(你可以暂时称之为某种“性”)。但它立刻指出：第一，这种“性”不是固定不变的;第二，更重要的是，人是可以通过革命性的实践，去改变这些社会关系和生产方式本身的!

　　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最宝贵、也最充满希望的思想遗产。它不像旧哲学那样，对着一个虚构的、永恒的“人性”或悲或喜，或赞或叹。它冷峻地告诉我们：不要对着“人性”这面模糊的镜子顾影自怜或咬牙切齿了。看看你们所处的真实世界吧!看看那些制造了贪婪、恐惧、异化和对抗的社会结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基于阶级对立的压迫性国家机器、为这一切辩护的意识形态。

　　争论人性善恶，就像一群被关在铁屋子里的人，争论自己是天生爱睡觉还是天生该清醒。而马克思主义者会选择去研究这个铁屋子的结构，寻找它的薄弱处，并团结起来，试图把它打破。当新的、更加合理的社会关系(比如，消灭了阶级对立的联合体)被建立起来，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成为现实的基础时，在那个新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人，他们的“本性”、他们的道德观念、他们彼此相处的方式，将是今天的我们——这些被旧社会关系深刻塑造的我们——所难以完全想象的。那将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性”对“动物性”的超越，一种在更高阶段上对“人”的重新定义。

　　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再听到“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的争论时，或许可以报以一丝理解的微笑，那毕竟是人类在认识自身长途上一个古老的车站。但我们不该再长久地滞留于此了。我们可以带着一种温和的讽刺，问那些争得面红耳赤的辩手们：

　　“先生们，你们争论得如此精彩。但你们争论的那个‘人’，他今天吃饭了吗?他的工作是否稳定?他看病需要花掉几个月工资?他是否因为出身、性别或信仰而遭受不公?他生活在一种鼓励互助还是鼓励互踩的关系网络中?如果你们对这些具体的问题漠不关心，却对那个悬浮在空中的、名为‘人性’的幽灵的命运如此牵挂，那么，你们关心的，究竟是‘人’，还是那个仅供你们进行智力游戏的、名为‘人性’的概念木偶?”

　　真正的、对人的关怀，始于对那个塑造了具体的人的具体世界的审视与改造，而非止于对一个抽象概念的永恒争吵。 这或许才是马克思主义对这场千年辩论，最辛辣、也最富建设性的“批判”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