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斗争：特权的舞步踩在了人民痛苦之上

　　近日印尼再度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导火索看似是“偶然”——8月15日印尼人民协商会议年会闭幕时，国会议员们开始全体载歌载舞，虽然其中一个议员的解释是他们跳舞只是对大学生们表演音乐的欣赏和尊重。但在经济下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普通人眼里，这样的画面犹如响亮的耳光：国家困苦，百姓艰难，而尸位素餐的特权们却在跳舞取乐。这不仅是对人民痛苦的漠视，更像是一种有恃无恐的挑衅。因此人们重新又开始议论这些国会议员那些夸张的津贴制度，包括每个月5000万印尼盾的住房津贴和1200万印尼食米津贴，在普通人艰难维持生计时显得无比刺眼。8月25日民众在雅加达国会大楼前发动抗议，要求政府取消国会议员的加薪和津贴。8月28日，警用装甲车在驱散示威群众时碾死了甚至只是在正常工作还没有参与抗议的外送员，矛盾冲突再次激化，抗议蔓延到全国。这次印尼爆发的示威游行越来越突显出当今时代的核心矛盾：老百姓与官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腐败、特权和贫富鸿沟正在撕裂每一个社会。

　　在印尼，议员的月薪高达一亿印尼盾，相当于普通人平均月薪310万印尼盾的32倍。更讽刺的是，在这一高薪之上，议员们依然享有5000万住房津贴与1200万食米津贴——这意味着一个议员一个月的补贴就能住上四星级酒店500晚，1200万的食米津贴甚至能买够九年的大米。与此同时，印尼青年失业率高达16%。在一个只有2000个名额的招聘会上，竟涌入2.5万求职者，年轻人们为争抢有限机会推挤、尖叫，甚至有人当场昏倒。教育不再是上升通道，文凭逐渐贬值为废纸，而当权者的傲慢却有恃无恐，面对主持人质问“国会议员与百姓待遇差距悬殊”，一位议员竟答道：“如果你把国会议员跟老百姓比，比如三轮车司机或工人，那就是逻辑错误……把议员跟拿基本工资的人来比，你很奇怪。”这不仅是阶层鸿沟，更是权力傲慢。在去年8月，印尼一些地方政府计划将土地与建筑税调高65%，甚至1000%。在巴蒂地区，县长对民众说“欢迎来抗议，别说五千人，你部署五万人，我也不怕”。特权阶级已然无所顾忌民众反对的声音了。此次装甲车碾死平民后，流出的车内影片甚至传出“直接撞就好”的声音，这种冷血与傲慢，彻底撕开了社会的道德底线。并且这次印尼斗争的矛头直指官僚阶级，而没有像过去一样，把矛头对向华人或者资本家。可以说官僚阶级是现今为止最落后又最反动的阶级，他们既掌握了社会规则的制定权，又掌握了社会90%以上的财富，然而却是社会不公分裂的始作俑者。他们对社会几乎无任何贡献，甚至是社会历史发展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然而更为吊诡的是，在所有老百姓苦特权官僚久已的世界里，在所有人鼓励支持勇敢抗议不公的印尼民众。国内的社交媒体却充斥着一群看戏的乐子人，他们习惯性冷嘲热讽地用“颜色革命”“示威闹事”等标签，轻蔑地消解着印尼人民的斗争。抗议在这些乐子人的眼里不再是争取正义与尊严，而是可以被嘲讽、简化、娱乐化的闹剧。他们不仅不把国外为公平斗争的老百姓当人，甚至同时也不把自己的同胞当人看。每当国内出现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时，总有人打出“恐怖主义”“境外势力”“颜色革命”等大旗，为镇压正当抗议提供舆论合法性。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种长期沉淀的“市民阶级精神”在作祟：恃强凌弱、卑躬屈膝、投机倒把、奴颜媚骨，只在乎个人利益而从不在阶级利益，只讲利弊不讲是非。自宋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和商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形成了庞大的市民阶层，他们擅长随波逐流，审时度势，谁的声音更符合主流叙事，谁就会被哄抬。当这样的心态成为社会常态时，道德不再以是非为准，而是以利弊为准，习惯性地对强者俯首，对弱者嘲笑。

　　可以说，官僚阶级是现在整个人类社会长期不公与腐败的核心症结，而市民阶级则是中国社会独有的因为逐利和道德感缺失而成为特权、不公滋生的温床。必须要用工人阶级那种大无畏、敢于担当、面对未来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农民阶级脚踏实地、务实的行动力重新来改造这些市民阶级，只有这种实干精神和大无畏精神结合起来，才能逐渐改造在封建传统和半殖民地历史里形成的市民阶级的习性，让他们从奴役和投机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当国民精神得到重塑后，整个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与公平正义才会有可能重新扎根并恢复生机。官僚阶级的为非作歹并不仅仅是因为手握权力，更在于百姓精神层面的麻木与放弃。当中国老百姓真正摆脱了奴性与投机心理，官僚阶级的特权腐败就很难在民众的土壤上再次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