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希腊共产党官方发布了一则新闻。

　　题目叫作《团结的力量》：

　　一名中国劳务移民在工作中受伤后，致科孚建筑工人工会的感谢信，直观彰显了阶级团结与阶级工会的力量。

　　来自中国的向天笑(音译)在希腊科孚岛从事建筑工作，他在信中提到，自己已在希腊务工多年：“和我的数千名工友一样，我每天靠辛勤劳动谋生。”

　　之前，他不幸在工作中受伤，正如他在信中所写：“事故发生后，我陷入极度恐慌，感到彻底无助。”

　　身为外籍人员，他不了解当地的法律与办事流程，语言障碍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处境雪上加霜。但正如向天笑所强调的：“希腊工会第一时间向我伸出援手，在我最艰难的时刻给予了我支持。”

　　谈及科孚建筑工人工会，他表示：

　　“工会主席竭尽全力为我提供帮助。他对接各主管部门，协助我办理所需手续，耐心向我讲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定期协助沟通协调，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实际问题。他们没有把我当作异国他乡的外人，而是把我视作自己家庭的一员。”

　　“背井离乡、远赴海外务工，本就是一场沉重的考验。我们生活在远离祖国与亲人的地方，一路上难免会遇到各种突发状况与困难”，他在对中国工友的寄语中写道。他还补充道，如果有人陷入困境或是遭遇工伤，不应默默忍受、惊慌失措，而应当立刻联系工会。

　　“工会会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同时，他还感谢科孚的劳动者与工会：“他们始终将工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无论工人来自何方。工会是所有劳动者可靠的避风港。”

　　科孚建筑工人工会始终坚定站在劳动者一边——既包括希腊本国工人，也包括移民工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不久前，该工会还针对岛上巴巴提地区务工的数十名中国建筑工人恶劣的居住条件，发起了一系列抗议行动。

　　正是在工会的施压下，这些来自中国的工人们最终被安置到了附近的一家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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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腊大约有两万人左右数目的中国劳工，其中存在着数量难以统计的“黑工”，通过所谓“中介”来到欧洲，来到希腊，来到科孚岛，从事着最低端的建筑业劳作。

　　比如这一次被曝光报道的，位于科孚岛东北部的巴巴提滨海度假区大型高端度假酒店开发项目，现场安置超150名外籍建筑工人，其中以中国劳务工人为主。

　　根据科孚岛工会的调查取证，这些中国工人被安置在工地废弃楼宇庭院内的简易预制板房，无消防、独立卫浴、温控设施，几十人共用简易露天厨卫，严重违反希腊劳工部《建筑工人临时住宿强制标准》。

　　随后，这家希腊建筑行业基层工会、也是希腊工会体系中典型的地方行业初级工会、更是科孚岛劳工运动的核心组成部分的工人组织，就接到了一名中国工人的救助，并迅速发动组织参与调查取证，最终帮助中国工人维权成功——顺利完成了工伤认定、手续办理与权益协商，拿到了应有的赔偿与保障。

　　对此，科孚岛工会公开强调：

　　无论希腊资方还是外籍承包商，只要依靠雇佣劳动榨取剩余价值、践踏劳工法规，都是工人阶级的斗争对象。

　　如果你惊异于这样一家工人团体在当代劳资环境里的政治势能，那么我确认，你在了解一番该组织的历史之后定会更加钦服——从奥斯曼统治末期的工人互助萌芽，到债务危机时代的阶级阵线重建;从为希腊本地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与安全生产权，到为来自全球的移民工人打破种族与国籍的枷锁，科孚岛建筑工人工会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地中海工人阶级抗争史诗。

　　1910年10月3日，科孚岛工人互助会正式成立，这是科孚岛有明确史料记载的第一个工人联合组织，也是后来科孚岛各行业工会的共同雏形。

　　此时的科孚岛刚脱离奥斯曼统治不到四十年，经济以港口贸易、手工业与小规模农业为主，建筑工人多为零散的手艺人，没有固定的雇佣关系。

　　互助会的核心功能，是为遭遇疾病、工伤与失业的工人提供互助救济，本质上是工人阶级在无社会保障时代的生存自救。

　　1918年10月，希腊工人总联合会(GSEE)在雅典成立，整合了全国214个工会、6.5万名会员，标志着希腊工人运动进入了全国统一组织的新阶段。

　　科孚岛的工人互助会也顺势加入GSEE，成为其地方分支。

　　但仅仅两年后，希腊工会运动就发生了第一次重大分裂：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改良派掌握了GSEE领导权，走“社会伙伴”路线，主张与政府、资本家合作协商;而以希腊社会主义工人党(SEKE，希腊共产党前身)为首的革命派被排挤出GSEE，于1926年成立统一希腊工人总联合会(EGSEE)，坚持阶级斗争路线，反对劳资合作。

　　这次分裂深刻影响了科孚岛的工人运动走向。

　　科孚岛的建筑、烟草、码头等行业的激进工人，大多站在了EGSEE一边，而保守的行业工会则留在GSEE体系内。

　　两条路线的博弈，贯穿了此后近百年的希腊工会史，也最终孕育了上世纪末希腊PAME(全工人战斗阵线)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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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回百年前。

　　1922年，希腊在希土战争中惨败，大量难民从小亚细亚涌入希腊，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与失业潮。

　　资本家趁机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工人阶级的处境急剧恶化。

　　这一时期，希腊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其中1916年塞里福斯岛矿工大罢工、1920年代烟草工人全国大罢工都以流血牺牲为惨痛代价，艰难推动了八小时工作制等劳工权益的彻底落地。

　　1923年，科孚岛迎来了意大利军队的短暂占领，1941年又被德意法西斯联军全面占领，开启了长达三年的纳粹统治。

　　占领期间，法西斯政权强行解散所有工会组织，逮捕迫害工会骨干，工人运动转入地下。

　　然而，压迫越重，反抗越强。

　　1928年，科孚岛建筑工人正式从综合互助会中独立出来，成立了专门的行业工会，第一届工会由十二名民选代表组成，核心诉求是统一日薪标准、禁止无故克扣工资、工伤由雇主承担全部医疗费用。

　　1941年7月，在希腊共产党的倡议下，全国工人解放阵线(EEAM)成立，整合了GSEE、EGSEE等所有左翼工会力量，成为民族解放阵线(EAM)的工会分支，领导工人开展怠工、罢工、破坏军工生产等抵抗行动。

　　科孚岛的工人们也积极参与了抵抗运动。

　　建筑工人们利用职业优势，为游击队修建隐蔽工事、破坏德军的道路与建筑设施;码头工人则暗中为抵抗组织运输物资与武器。

　　占领期间，仅1944年一年，科孚岛工会就通过秘密渠道为上千名失业工人与难民家庭分发了面包、衣物与药品，成为占领时期平民生存的重要依靠。

　　这段抵抗历史，让科孚岛的工人运动深深烙上了国际主义与反压迫的基因——他们从此深知，全球被压迫者的命运都是相连的。

　　二战结束后，希腊随即陷入内战，而1949年左翼抵抗力量失败，希腊全境进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右翼保守统治时期，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自此，共产党与左翼工会被希腊当局宣布为非法，大量工会骨干被逮捕、流放甚至处决。

　　如是境地之下，GSEE被右翼势力全面掌控，完全沦为政府与资本家的附庸，彻底放弃了阶级斗争路线。

　　1967年4月21日，以乔治斯·帕帕多普洛斯为首的右翼军官发动政变，建立了长达七年的军事独裁政权，史称“上校团”军政府。

　　军政府上台后，立即实施了更加严酷的专制统治。

　　它废除宪法，解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和政治集会，成千上万的政治异见者、特别是共产主义者和左翼人士遭到逮捕、流放和酷刑。

　　工会运动作为左翼力量的重要组织基础，更是军政府重点打压的对象。所有独立的工会活动被禁止，罢工被宣布为非法，许多工会领袖被监禁。

　　整个希腊的工人运动陷入历史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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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科孚岛的建筑工人也没有放弃组织与动员。

　　他们以“工友联谊会”“技术交流小组”的名义继续保持秘密联络，为遭遇工伤、被无故解雇的工人提供暗中帮助，与全国的地下工人网络保持联系，保留了阶级工会的火种。

　　这期间，来自东方的力量给予了爱琴海最磅礴的政治鼓舞。

　　进入60年代，新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剧烈感召，使得毛泽东主席及其思想不仅深刻地塑造了中国的命运，也作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符号辐射全球，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左翼激进青年中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效仿 。

　　欧洲的“六八学运”中，马克思、毛主席和马尔库塞一度被并称为“3M精神导师”，引领着战后欧洲快速恢复工业化浪潮中再度出现的工人斗争。

　　推荐阅读：毛泽东思想风靡欧洲

　　在希腊军政府执政之前，希中友好协会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促进中国与希腊友好的民间组织， 为希腊国内带去了大量革命书籍。

　　当时担任希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的是克兹科斯夫人，她的丈夫是希腊著名突厥学专家、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学专家。

　　1958年，他参加希腊代表到中国访问， 从此成为一名坚定的毛泽东主义者。

　　1966年，毛主席还曾接见克兹科斯的母亲。

　　因此，希中友好协会在上世纪中叶一直是中国书刊翻译出版的重要推动者。

　　1963年1月前， 当时正值中苏关于国际共运论战正酣，克兹科斯夫人就主持翻译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库”系列丛书，其中有《白蛇传》 、 《中国诗集》 (收录先秦至 20 世纪) 、 《中国戏剧》 、 《中国历史简编》(翦伯赞著， 第一部分) 、 《中国哲学史略》 (侯外庐著) 、 《中国寓言》 、 《中国故事选》 、 《毛泽东诗词》等， 同时组织专人翻译毛主席的著作单行本和著名的“九评”。

　　彼时，作为希腊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大的左翼政党，希腊共产党(KKE)长期以来与苏联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实质上为本就处于高压下的工人运动平添了一丝阴影。

　　不过，希共党内对于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对自身斗争策略的争论事实上亦从未停止。

　　1968年，KKE公开分裂，一部分对苏联模式持批评态度、主张走“欧洲共产主义”道路的党员另立“希腊共产党(国内派)” 。

　　这次大分裂为更激进、更多元的左翼思想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更为激进的左翼青年和知识分子，既不满于他们眼中KKE的“修正主义”和对莫斯科的亦步亦趋，也对“国内派”的温和路线感到失望。

　　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高举反修大旗的中国和毛泽东思想，认为那里才是真正的、未被玷污的革命火种。

　　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出政权”、反对官僚主义、发动群众进行文化革命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替代苏联僵化模式的、更具革命活力的理论武器。

　　至此，希共毛派及更为进步的工人组织开始蓬勃发展，顶着军政府与希共内部亲苏派的压力逐步成为星星之火。

　　雅典大学政治学教授 斯塔西斯·库维拉基斯在其著作《Marxism and Geopolitics》(《马克思主义与地缘政治》)中曾有过追溯：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radical attempts to adapt Marxism to non-Western social conditions, and its exploration of the peasantry as a revolutionary force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 which has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liberation struggles in peripheral countries.

　　中国革命代表了将马克思主义适配非西方社会条件的最激进尝试之一，它对农民作为革命力量的探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边界，对边缘国家的解放斗争具有启发意义。

　　当然，对于巴尔干地区的希腊而言，邻国阿尔巴尼亚所扮演角色同样不可忽视。

　　在恩维尔·霍查的领导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曾是中国在欧洲最坚定的盟友，被誉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

　　中阿关系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非常密切，阿党不仅坚定认同毛泽东思想，甚至在国内发动了阿版本的“文化革命”。

　　对于希腊的激进左翼来说，阿尔巴尼亚是一个近在咫尺的、活生生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样本，也为希腊国内的工人斗争提供了理论与实际的双重启蒙。

　　1959年5月，毛主席在会见阿劳动党代表团后，送别卡博团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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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6月，为应对此起彼伏的抗议，帕帕多普洛斯通过公投自任总统，宣布结束部分戒严条款，任命文官斯皮罗斯·马尔凯齐尼斯组建过渡政府，承诺举行选举。

　　但这种不触及军方核心权力的“自由化”并未平息不满，反而让民众看到了政权的松动。

　　反抗情绪快速发酵，并得到了工人与地下工会的参与支援。

　　帕氏的希腊军政府自建立起便得到美国与北约的暗中支持，被华盛顿视为冷战中地中海区域的“反共堡垒”，

　　因此，希腊工人的反抗运动天然带有反美、反北约的民族独立诉求，“面包、教育、自由”“远离美国人，远离北约”成为后续起义的核心口号之一。

　　11月14日，雅典理工学院的数十名学生发起罢课，最初诉求为反对校方管控、恢复学生自治。学生们迅速占领了校园主楼，设置路障阻挡警察进入，并组建了学生协调委员会统一行动。

　　由于希腊法律规定军警不得随意进入大学校园，警察最初仅能在外围封锁，无法直接清场。

　　这一空间优势让起义得以在校园内稳步扩散。

　　起义的消息通过口耳相传迅速传遍雅典，大量工人涌入理工学院声援，人数迅速达到数万人。

　　校园内外形成呼应，抗议诉求从校园自治升级为结束独裁、释放政治犯、恢复民主制度、确立工会合法性。

　　理工学院起义彻底暴露了帕帕多普洛斯“自由化”路线的失败，也加剧了军方内部的派系矛盾。

　　1973年11月25日，以军事情报局局长扬尼斯·约安尼迪斯为首的军方强硬派发动内部政变，推翻帕帕多普洛斯与过渡文官政府，重启全面戒严，实施更严酷的独裁统治。

　　强硬派的激进政策最终加速了自身灭亡。

　　次年夏，约安尼迪斯政权策划了塞浦路斯军事政变，试图吞并塞浦路斯，直接引发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希腊陷入战败危机与全面动荡。

　　面对内外崩溃的局面，军方独裁体系彻底瓦解。

　　1974年7月24日，军政府交出权力，流亡的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回国组建临时政府，希腊结束了七年的军人独裁统治。同年11月，希腊举行近十年来首次自由大选，正式建立希腊第三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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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结束军政府压迫的希腊工人运动，旋即又出现了新的历史困境：重新掌权的GSEE已然官僚化，走上了与政府、资本“社会伙伴”的改良主义道路，在工人权益问题上不断妥协。

　　尤其是在希腊加入欧盟后，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希腊的劳工权益持续倒退，工时不断延长，工资增长停滞，安全生产投入持续削减，建筑、餐饮、港口贸易等行业成为事故重灾区。

　　1999年4月3日，针对GSEE的腐化与妥协，在希腊共产党的推动下，全工人战斗阵线(PAME)在雅典和平友谊体育场正式成立。

　　成立大会有230个基层工会、18个全国行业联合会与地方劳工中心参加，代表了2500名民选工会代表。

　　PAME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拒绝“社会伙伴”路线，坚持阶级斗争立场，提出“劳动不是商品，工人不是成本”的口号，目标是推翻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下则为工人的薪资、工时、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等核心权益而斗争。

　　PAME的成立，为希腊各地的战斗性工会提供了全国性的协调平台——科孚岛的建筑工人工会、码头工人工会、市政工人工会等一批左翼工会，先后加入PAME体系，接受其斗争纲领与协调指导，重新焕发了战斗活力。

　　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制推行紧缩政策，大幅削减工人工资与养老金，放松劳动保护法规，允许企业随意解雇工人、延长工时……

　　希腊工人阶级迎来了二战后最严峻的生存挑战。

　　其时，再GSEE与ADEDY(公职人员总工会)不断妥协、组织的罢工流于形式的背景下，PAME成为了希腊工人抗争的核心领导力量。

　　仅2010-2015年间，PAME就组织了数十次全国性大罢工与无数次地方抗议，反对紧缩政策，捍卫工人权益。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科孚岛建筑工人工会迎来了自己的战斗高光时刻。

　　他们不仅站在了本地工人反紧缩斗争的最前线，更将目光投向了最弱势的群体——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建筑工人，其中就包括远渡重洋而来的中国工人。

　　事实是，早在1999年PAME成立后，科孚岛建筑工会内部的激进派就已经经过内部斗争击败了保守的官僚派，于2001年正式成为PAME在伊奥尼亚群岛的重要据点，并进行了全面的组织改革。

　　其改革措施主要有：废除工会干部的高薪制，规定所有干部都是兼职工人，只领取少量误工补贴;建立全员民主决策机制，所有重大罢工、谈判决定都必须经全体会员投票通过;设立移民工人专门部门，负责为外籍工人提供维权服务。

　　科孚岛建筑工人工会的组织架构极度透明，严格遵循民主集中制与工人自治原则，从根本上区别于官僚化的“黄色工会”(官僚主义工会)。

　　工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会员大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审议工会年度工作报告、财务收支，选举工会委员会成员，表决重大斗争决策。

　　所有在科孚岛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无论国籍、身份、工种，只要承认工会章程，都可以申请加入，享有平等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工会日常执行机构是工会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财务委员、安全生产委员、移民工作委员等7-9名委员组成，全部由会员大会差额选举产生，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但不得超过三届。

　　所有工会委员都不脱离生产岗位，平时依然在工地上班，只是在处理工会事务时领取少量误工补贴，标准不超过建筑工人的平均日薪。

　　如此“工人办工会”的模式，带有鲜明的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工人组织的色彩，从根源上避免了工会官僚化、脱离工人的问题，保证了科孚岛工会始终站在工人立场上。

　　那次转型，亦是科孚岛建筑工会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标志着它从一个官僚化的福利工会，重新变回了工人自己的战斗组织，也为后来帮助中国工人等移民群体打下了组织基础。

　　截至去年，科孚岛建筑工人工会的正式会员约1200人，其中希腊本地工人约占60%，移民工人约占40%，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中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多个国家的工人。

　　工会的影响力覆盖了科孚岛80%以上的建筑项目，绝大多数建筑公司都愿意与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因为他们深知，无视工会的诉求，必将面临坚决的罢工与抗议。

　　六年前，在希腊《左翼评论》2020年第三期《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专栏中，雅典大学哲学系教授、希腊汉学家 埃夫西米奥斯·察拉里斯曾浓墨撰文：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实践论》《矛盾论》中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发展。它强调从实际出发、重视矛盾的特殊性，这一方法论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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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加入PAME以来，科孚岛建筑工人工会始终坚持三个核心斗争目标，被工人称为“三个绝不妥协”：

　　第一，安全生产绝不妥协。

　　工会坚持“人的生命高于利润”，坚决反对雇主为了赶工期、省成本而削减安全投入、强迫工人冒险作业。

　　为此，科孚岛工会还提出了一句摄人心魄的口号：

　　每一起工地事故都不是意外，而是资本的谋杀!

　　第二，薪资工时绝不妥协。

　　工会坚决捍卫行业集体合同，反对雇主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雇佣工人，反对无偿加班，要求严格执行八小时工作制与加班加薪制度。

　　纵使在债务危机期间，工会也多次组织罢工，反对政府降低最低工资、放松工时限制，坚决抵制资本将宏观经济风险“下嫁”给劳工的诉求。

　　第三，移民工人权益绝不妥协。

　　科孚岛工会坚持“工人不分国籍，阶级不分国界”，坚决反对雇主利用移民工人的身份弱势进行剥削，反对种族歧视与同工不同酬，主张所有工人享有平等的劳动权益。

　　这三大纲领，不是写在章程里的空话，而是工会用一次次罢工、抗议与胜诉堆出来的行动准则。

　　仅2020-2025年间，科孚岛工会就为工人争取了超过200万欧元的欠薪与工伤赔偿，推动整改了120多处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工地，帮助近300名移民工人解决了劳资纠纷。

　　就在今年1月，科孚岛北部卡瓦洛里的一处工地，一名53岁的机械操作员在周日加班时不幸遇难。

　　事故发生后，科孚岛建筑工人工会第一时间发布声明：

　　为了满足大承包商与酒店老板的工期，政府强迫我们每天工作十甚至十三小时，安全措施几乎不存在，机械与工程车辆的维护与安全操作规范被完全无视。

　　事故第二天，工会就组织了上百名工人在事故工地门口抗议，要求雇主停工整改、赔偿死者家属、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同时，工会向科孚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了详细的事故调查报告，列出了工地存在的十七项安全隐患。

　　在工会的压力下，涉事公司被迫全面停工整改，向死者家属支付了足额的抚恤金与赔偿，并接受了劳动监察部门的高额罚款。

　　这样的斗争，几乎每个月都在科孚岛上演。

　　工会建立了“安全隐患举报机制”，工人可以匿名向工会举报工地的安全问题，工会会第一时间派人核实，向雇主发出整改通知。

　　雇主拒不整改的，工会便组织局部罢工，或者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甚至直接曝光给媒体。

　　除了事后维权，工会更注重事前预防。他们定期免费为工人开展安全培训，发放安全手册，教工人如何识别安全隐患、如何正确使用防护设备、发生事故后如何固定证据、如何维权。工会还印制了多语种的安全指南，发放给各国移民工人，确保语言不通的外籍工人也能掌握安全知识……

　　跋

　　行文至此，如果再回溯并回味开篇那位中国劳工向天笑(音译)的话：

　　无论工人来自何方。工会是所有劳动者可靠的避风港。

　　这一定会让人不禁想起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语：

　　只要工人们还依旧是工人而他们的敌人还依旧是资本家的时候，即使工人们把他们的雇主“扼住脖子”而国家并不“站在当中”，工人们也得不到什么，甚至比用结成团体和罢工的方法所获得的还要少得多。

　　这个事实甚至在柏林也可以看到，同样无须证明，以竞争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资产阶级国家由于它的整个物质基础，不能容许公民间除了竞争以外还有任何其他的斗争，而且一旦人们要“互相扼住脖子”，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却不是以“精神”的身份，而是用刺刀武装起来出现的。

　　一百多年前，当年轻的毛泽东第一次向长辛店的工人讲解“工会”、“罢工”、“闹事”、“游行”、“暴动”这些概念时，工人们也是极为抵触的：

　　都不做工了，都去闹，俺吃啥呀，你给我馍馍吃啊?

　　但是，历史证明了共产党人的「解放」，是极为正确的华山一条道。

　　对于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无产阶级能否担当起历史使命的问题，李大钊曾给予肯定回答。

　　他认为，资本家贪得无厌地榨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必然使资本集中于少数人之手。随着生产规模扩大，整个社会生产会趋于社会化，其结果就造成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条件和无产阶级自身会日趋成熟，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

　　为此，李大钊提出：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敌兵，有加无减，那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必然是无产阶级。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做出“赤色的旗帜必将在全球飘扬”的历史性判断。

　　岁月已拂百年，当海风吹过科孚岛的工地，脚手架上的工人们忙碌的背影与地中海美丽的日落交相辉映，希腊工人与中国工人、阿尔巴尼亚工人、巴基斯坦工人们并肩劳作，他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肤色，但他们的汗水滴落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的梦想指向同一个方向——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所有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生活的世界。

　　而通往那个世界的路，只有一条：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即列宁曾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高亢呐喊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是整个资本主义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诞生的必然伴侣。

　　暴力将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时期，是充满着各式各样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国内战争、二者相互交织着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各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的整个时代。

　　向希腊科孚岛工会，致以最崇高的敬意!